从城中村到奥运村盖鸟巢 回首那个全民为奥运时代

从城中村到奥运村盖鸟巢 回首那个全民为奥运时代

转载自公众号 人物

文|李婷婷

编辑|刘斌

摄影|尹夕远

鸟巢

鸟巢从不缺合影者。

绕着这个占地20.4公顷、建筑面积25.8万平方米、最高处达69米的庞然大物走上半小时,《人物》记者就被拦下2次,分别蹲下为一对母子和一个五口家庭拍了他们和鸟巢的大合照。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0年。在一本2016年版的北京旅游指南里,鸟巢被定义为「新北京的第一个标志牌」,它也成为北京奥运会最为人熟知的有形遗产。在北京当了10年导游的张媛说,「鸟巢在旅游团规划的行程里,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和北京大多知名景点的遭遇相似,外地游客来鸟巢最需要一张完美的照片。但鸟巢太大了,手机很难拍到全景,帮游客和鸟巢合影成了此地导游的重要谋生手段。每天下午五六点是招揽生意的最好时段。在广场上,举着小旗子、挂着单反相机的导游们领着一队队游客聚到鸟巢前,「举起双手,来个捧元宝(一种双手捧着鸟巢的姿势)!」导游大喊一声,咔嚓一下,20元一张。

在张媛接待过的游客里,七成是来自小城市的老年人,其余三成主要是外国游客。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游客最关心的是「建鸟巢花了多少钱」,听到「35个亿」时他们会咂舌,而外国游客更感兴趣的是「鸟巢用的什么钢材」——他们更关注建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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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巢外部

鸟巢的设计者是瑞士人雅克·赫尔佐格,他对鸟巢曾充满浪漫想象:在奥运会结束后,鸟巢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攀登的公共雕塑」,「人们能上上下下,约会,跳舞,做那些在西方城市不可能做的幻想之事」;在鸟巢的看台和钢结构外表面之间的巨大空隙里,人们还可以跳广场舞、唱戏、练拳、相亲。

现实并非如此。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鸟巢有偿开放,游客至少需要花50元才能进到体育场内参观。导游张媛并不推荐游客买票进场,「去里面就只是看一眼,在某一个座位上坐一下,也不让走到跑道上,没什么意思。」但在鸟巢最初开放的4个月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鸟巢,日均客流量一度超过了故宫和长城,光门票就收入了1.5亿元,创造了1945年以来历届奥运主场馆最好的经营业绩。

随着奥运热度散去,到2013年,鸟巢的游客量锐减到140万人次,大型活动、商业开发成了鸟巢的主要收入来源。

「鸟巢就是中国最好、最大的体育场,对艺人来说到鸟巢开演唱会相当于完成一次登基。」筹办过汪峰、陈奕迅鸟巢演唱会的演出公司经理白建堃总结,「能在鸟巢办演唱会的艺人真不多。」对艺人来说,在鸟巢办演唱会考验重重:过程繁琐,至少要提前一年申请,还需要很多部门共同协调;成本高昂,鸟巢的场地租赁费基准是1天300万元,还需要支付包括安保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场地内座椅多,卖票压力很大,演唱会虽然只用三面台,有效座位数也有四五万,「要是没坐满被媒体拍到会很难看。」

鸟巢像一个复杂的容器。除了体育赛事、国家会议、演唱会外,这里还举办过罗永浩手机的新品发布会、2022年冬奥会形象大使李妮娜的婚礼,2008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还在鸟巢里开了校运动会。

奥运结束后,鸟巢由中信联合体运营,但由于亏损他们在2009年就放弃了30年的特许经营权,随后被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接手。这些年来的多元运营让鸟巢实现年均营业收入约2亿元,但这只能让鸟巢达到基本的收支平衡。

鸟巢运营方负责人李爱庆曾告诉媒体,这座巨型钢铁建筑注定了维护成本高昂,「一年什么都不干,只要一开门,就要小1个亿,水电气热、维护,加上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一年的支出就要1.9亿多元。」

鸟巢在设计时原本有一个可闭合的顶盖,有了顶盖,鸟巢在寒冷的秋冬季也可以举办活动,但在建造过程中被指责造价太高,钢铁材质的顶盖有可能出安全事故,在巨大争议声中,这个顶盖在2004年被取消了。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奥运会举办城市最头疼的问题,尤其是鸟巢这样的巨型场馆。不少奥运城市主场馆运营的好坏都跟当地职业体育的发展程度相关,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场馆伦敦碗就是由英超俱乐部西汉姆联队接管,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场馆则被改建成一个职业棒球场,成了亚特兰大勇士队的主场。

「所有场馆的赛后利用在我们国家短期内都没法进行,你也不可能说几十亿造的场馆让大妈跳舞去了,那根本不叫利用。竞技场就是竞技场,它不是歌舞场。」前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马继龙告诉《人物》记者,「职业体育一年365天,200多天都在利用,这就足矣了,我们国家现在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洼里乡

2003年12月24日正式奠基之前,鸟巢还只是面积15.7平方公里的洼里乡南边的一小块地。

这个有500多年历史的村庄地势低洼,因大米和油鸡久负盛名。直到1992年,北京为了申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当时的申奥报告里把一部分奥运场馆规划在了洼里乡。洼里自此不再种水稻,改植树,一共栽了50多万棵。

本世纪初,这个村庄只有低矮的平房,四合院一样的房子里多的有十几个房间,80%的村民靠出租房间维生,一个房间月租少则百八十块,多则500块,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什么都不用干,光靠这个租金,扣掉吃喝拉撒,手里还能剩点。」40多岁的洼里人张雪梅口齿伶俐,回忆起当年的事,她的情绪总是高涨着,「那会儿老想上北辰购物中心买东西,还打车去呢。」

北辰购物中心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产物,是当年北京北部地区最大、最受欢迎的百货商场,2002年销售收入在北京百货商场里排名第二。张雪梅说,「洼里人有钱啊,都养着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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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购物中心

洼里人的生活在2001年7月13日晚上10点10分之后起了变化。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时,71岁老人那忠可能是村子里最为激动的一个,他当晚没睡着,第二天早上就叫来5个子女,让他们赶快搬家给奥运场馆腾地儿。

2002年9月14日,那忠搬到了昌平一户农家院里,成了申奥成功后洼里乡第一个搬出去的村民。他离开了这片祖上17代人都生活过的土地,但每天只要没事,他就倒3趟公交回到22公里外的洼里乡转转——他想亲眼见证洼里乡从平房变成宏伟建筑。

在民族荣誉面前,搬迁一下变得高效起来。「从上我们家量房到我们家搬走,不到2周,特别快。」张雪梅讲话时眉眼挑动,语气轻快,「什么都没想,百年奥运嘛,特兴奋。在我家建奥运场馆,就有点憧憬啊。」张雪梅的丈夫负责量房,总有村民急不可耐地跑来问,「什么时候上我们家量去啊?」

那是一个全民为奥运的时代,所有的牺牲都带着光环。拆迁费按房屋面积算,一平方米只有两三千块,但可以提供奥运建设工程里的工作岗位,张雪梅说,「那会儿就想着国家给安置,能有个正经工作,挺好的。」

截止到2003年9月,洼里乡一共拆除了3974户的房屋,关闭了148家企业,迁移了23000人。村民们搬到了更北边的北苑家园、龙祥小区、天通苑、望都、王府温馨公寓、八仙新村等13个社区和昌平小汤山一带。2004年4月,洼里乡改名为奥运村,在行政区划上,洼里乡从此消失。

没有数据证明洼里乡的村民们曾为北辰购物中心贡献了多少营业额,但2005年所有洼里人都搬走之后,北辰购物中心的营业额开始下滑,到2016年营业额已经不足10年前的六分之一。今年1月8日,北辰购物中心停业了。

虽然搬走了,很多洼里人的生活仍然和奥运有关联。

2004年,那忠成了雅典奥运会中国区的火炬手,74岁高龄的他要跑400米,为此他在家举着酒瓶练习。几个月后,那忠来不及看到奥运会场馆在洼里乡落成就去世了。2008年,那忠的儿子那和利成了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替父亲完成了遗愿。

杨德禄是少有的没把拆迁款用于买房的洼里乡村民。他承租了洼里乡正北边的昌平小汤山600亩土地,这里上风上水,自然环境和洼里乡近似。杨德禄在这儿盖了农家乐,还建了洼里博物馆,馆内展示了洼里乡500年的历史,还摆着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过的缶。

张雪梅用拆迁款在天通苑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还剩下一二十万块钱。2004年,她开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上班,全乡有2400多人和她一样被安置进森林公园的各个部门里。但领到第一个月的500块钱工资时,张雪梅一下崩溃了,以前靠租房每月收入五六千,「现在每个月精打细算抠着都不够用,余下的生活靠拆迁款维持,要是生场大病就揭不开锅了。」

她和丈夫算着养大一个孩子需要50万,他们却攒不出这个钱,两人只是叹气,「洼里人为奥运贡献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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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公园夜景

奥林匹克公园

站在位于鸟巢北边、高246.8米的北京奥林匹克塔上远眺,一条南北方向、划分东西的中轴线把鸟巢和水立方分开,在夜晚灯光的照亮下,它如同一条闪烁的动脉贯穿了整座北京城。中轴线从元朝就存在,北京城过去上百年的发展都是围绕这条中轴线展开。建筑大师梁思成曾赞叹:「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鸟巢所在的奥林匹克公园就位于中轴线北部延伸线的尽头。奥林匹克公园植被茂密,像一块绿毯一样铺在了中轴线北端,一条长达2.7公里的龙形水系纵穿了整座公园。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方Sasaki公司认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给了北中轴的延伸线一个了结、一个答案。」

当年奥林匹克公园选址时,除了洼里乡,还有东南四环、亦庄这两个在北京南边的候选地。洼里乡最终胜出。长期研究北京城市历史的作家王彬认为,「这自然是考虑到它就在亚运村的西北,这里的市政设施和道路情况相对成熟。」1990年亚运会选址时,北京的东西南北边各有一块预留用地,因为交通、用地面积上的优势,北部预留地被确定为最终方案。亚运会如同北京北部地区开发的奠基典礼,附近的房价在2年内从平均房价不到1600元涨到了4000元以上,从城市边缘地区一跃成为重要商圈。

1990年亚运会与2008年奥运会的主场馆定址北京北部后,600多年的中轴线逐渐发生倾斜,北京南北的「重量」倒向了北边。参与了北京奥运会选址工作的中国城市规划院总工程师杨保军曾告诉媒体,「城市北部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的均衡被打破,北重南轻一发而不可收。」

整个奥林匹克公园中最受欢迎的是北边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下简称「奥森公园」),去年奥森公园的游客量有1300万人次,比全北京人口一半还多。这座最靠近北京城市中心的森林公园相当于10个北海公园那么大,280多种植物覆盖了96%的面积,如同北京城的「绿肺」。2013年长达10公里的塑胶跑道建成后,公园每年举办近200场跑步赛事,奥森公园成了北京最时髦的跑步场地,每天到这儿跑步的人超过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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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森公园

来奥森公园的人多了,但负责奥森公园游览车经营项目的工作人员樊秀梅并没有更欢喜。下午3点,她开着没有遮拦的白色四座游览车载着《人物》记者在北园游荡,天热到可以渗出汗来,路上有人在跑步,但没人坐游览车,「以前游客来了好歹会消费,几十块坐个游览车,现在谁来都不消费,拎着大包小袋来一天,垃圾扔得哪都是就走了。」对免费开放的奥森公园来说,维护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樊秀梅说,「公园一年的支出是4个多亿,政府给财政拨款1.4个亿,剩下得我们自己去挣啊。」

在奥林匹克公园的游览地图上,和鸟巢、水立方、奥森公园同样被着重标记出来的,还有位于水立方南侧、鸟巢西侧的北顶娘娘庙。在奥林匹克公园原先的规划方案里,这座明朝建成的庙宇和水立方的位置正好重合,为了不拆庙,水立方主动向北移了100米。洼里乡的村民们流传着一个无从考证的说法,庙原本要拆,但刚拆了庙门就刮起了龙卷风,施工人员还受伤了,从此没人敢动这个庙。

和鸟巢相隔200米的北顶娘娘庙一直香火不断。这座已经成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庙宇只有讲解员。庙门前,讲解员会叮嘱游客,进庙要先迈左脚。进门左手边有一棵明朝一位皇后种下的龙柏树,四周围栏挂满了红色祈福牌,如果顺时针绕树走上三圈,可以求子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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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立方

冬奥会来了

距离2008年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0年,那些为了奥运高歌猛进的日子一下变得很遥远了。

时间拨回到北京申奥成功的2001年。那一年,北京只有1、2号线地铁线,而这两条线路早在30多年前就建成了。只花了7年,北京地铁从一条线带个圈(1、2号线在地铁图上的样式)变成了一张网:13号线、八通线、5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机场线在奥运会到来之前全部通车了,线路增长了7.5倍。2007年底,还有8条地铁线路同时在建。这样的速度在世界地铁建设史中也罕见。

就在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北京地铁开启了2元时代,从3到5元的阶梯票价变成统一票价2元,北京成了全国地铁票价最低的城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在票价听证会上说,「1998年到现在,这好像是第一次关于降价的听证会。」票价降了,财政补贴就得跟上,第一年北京市政府补贴了10亿元,到2013年政府补贴涨到了28.79亿元。直到2014年北京地铁才恢复了按里程计费的梯度票价。

绿色奥运在北京也以最快的方式实现。到2008年,33万多棵胸径15-20厘米的成年树栽进了北京市区的土地,绿地蔓延到了700条道路、700个小区、100万平米的屋顶。

北京在加速变绿,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也困扰着北京。

靠近奥林匹克公园的四环路、五环路、机场路为奥运而扩宽,重新栽进路两旁的树种里包括了2001年北京就禁止栽种的雌株杨树,雌株杨树长得快,但一到春天就飘絮,白色绒毛会随风钻进每一个路人的鼻子里。一位园林专家告诉《人物》记者,「这些苗圃企业要挣钱,给苗子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雌的,是雌是雄这时候又看不出来。」

原产南美的火炬树也是绿色奥运的一员。这种外来树种到了夏天就会变得红艳,密集起来就像一串串火炬。火炬树引进北京以后疯狂繁殖,1棵火炬树到第二年就能繁殖出10棵,凡是有火炬树的地方,其他植物几乎难以生存。直到去年,京承高速沿线终于清掉了89万株火炬树。

2001年申奥成功后,首钢终于搬迁了。从1997年起,这个800万吨产能的巨型钢铁企业一直是不少环保提案的众矢之的,但没人撬得动。为了绿色奥运,首钢搬到了河北唐山曹妃甸。2007年,北京有246天是蓝天,比10年前多了100多天。不过,奥运会结束之后,钢铁年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和北京相邻的河北省逐渐成了北京空气污染的一大来源,雾霾成了北京的代名词。

北京奥运会举办7年后,北京-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成了第一座举办夏、冬两季奥运会的城市。

这一次,北京终于可以从容一点。冬奥会计划使用的25个场馆里,北京赛区有12个,其中有11个场馆是夏季奥运会使用过的场馆,鸟巢将再次成为开闭幕式的举办场馆。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告诉《人物》记者,「冬奥会结束之后(场馆赛后利用)不存在什么压力的问题,像水立方变成冰立方,就是把这个冰堆上去,仅此而已,冬奥会结束之后把它拆了就完了。」

2008年奥运会那一年,在位于中轴线以北、洼里乡向北18公里的昌平小汤山,洼里人杨德禄把消失的洼里乡复制到了不到100平方米的洼里博物馆。

洼里乡开始搬迁时,杨德禄意识到这个拥有500年历史的家乡将不复存在,他带上相机、骑着小三轮到街上拍了一千多张照片,那些还没拆的路牌、房子、街道还有村民们都被记录下来存进了博物馆。洼里乡的痕迹很快被奥运村抹去,洼里南口公交站是少有的能证明这儿曾经是洼里乡的一处地方,洼里人会去那儿和公交站的站牌合影。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20天,洼里博物馆开馆,四散到各地的洼里人重新聚到一起,在小汤山办了一次属于洼里人的火炬传递。

 

冬奥会来了,洼里人又忙碌起来。67岁的杨德禄有了新的目标,他追着冬奥会去了张家口,在此起彼伏的山上建了一个越野公园,半个月前公园里还举办了一场越野车竞赛。 2015年7月,洼里乡村民那忠的儿子那和利就在吉隆坡竞选冬奥会举办城市的现场,他作为代表到申奥现场为中国助威。如今他打算和女儿一起申请冬奥会的火炬手资格,如果都申请成功,那和利希望在2022年火炬传递时,亲手把火炬交到女儿手上。

「没有冬奥会,这十年完了,大家把这个奥运就淡化了,把洼里也淡忘了。」洼里博物馆现任负责人、洼里人陆金萍说,就像现在已经没人记得1990年亚运会主场馆原来的地方是洼里乡的邻乡大屯乡一样,「要记得,办奥运这地儿是在我们洼里。」

离开平房住进高楼的洼里人有时会来洼里博物馆所在地小汤山聚一聚,先到洼里博物馆遛个弯,再到附近一个大食堂吃饭,大伙坐在小凳上,面前是茶几一样矮的桌子,一盆一盆的菜摆在一边,想吃多少吃多少,坐那儿一聊,属于洼里乡的记忆又回来了。